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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門左道？「道」亦有道─ 跳脫醫療觀點的另類精神障礙社區復健模式

為了解決代操違法的問題，作者顏苡安 這樣論述：

台灣自1990年代爆發龍發堂違法收容精神障礙者事件後，逐漸走向以西方現代精神醫療專業權威模式為主流的時代；但不同於醫療觀點的另類模式，卻也持續的以另一股力量多元化的發展著。不同的組織社群以自身不同的社會處境脈絡，嘗試著各種另類的可能性，追尋著對待精神障礙者處遇上不同的價值理念。本研究試圖更細緻的探究台灣這幾十年來，一些跳脫病理觀點的另類模式究竟走出了什麼樣的豐富性。研究者透過Burawoy所提出利用參與觀察的方法選取特殊情境的個案，進行巨觀分析的延伸個案法，選取三個跳脫病理觀的異例場域，分別為不具專業背景，自行發展本土化模式的家屬自助團體；以美國活泉之家所發展出的會所模式做為參照的社福機構；

以及資深社工自行開業的社區復健中心。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利用實習生的身分，實際進入三個研究田野，深入了解各機構最真實第一現場的工作模式與實踐路徑。分析上針對三間機構各自主要推動者的背景脈絡；在此背景脈絡下對於精神障礙者的理解視角、所創造出新的社區復健論述與工作模式的設計與具體操作；以及在發展出另類的工作模式之下，究竟創造了精神障礙者病人之外什麼樣的新主體，而這樣的新主體又是鑲嵌在什麼樣新的助人互動關係之中，藉此分析比較不同場域的實踐路徑。研究發現，由家屬自組的自助團體，依據創會會長自身的經驗發展了十分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工作模式，嘗試在都會生活中複製台灣五、六0年代閩南農村宗族聚落的社群文化。精神

障礙者在家屬為主體的努力與庇護下，成功以這種十分具有華人特色的類宗親親友的互動關係，以一種「攀親帶故的自己人」之姿，成功在主流社會中卡位。相較於完全來自本土經驗所發展出來的工作模式，一群新生代的助人工作者，各自帶著自己對於精神醫療的懷疑與批判，嘗試操作一個源自國外的會所模式。過程中，打破了專業人員與精神病患間舊有的權威互動模式，與精神障礙者發展出一種類似同事的平權夥伴關係，共同肩負機構組織的運作，一起與精神障礙者學習對於公共事務發表自己的看法，長出對於體制的批判性；學習如何做一個公民，發揮公民精神，展開從社群內擴展到外部社會的對話。然而，實際在台操作會所模式，過程中面臨的是台灣體制的框限、與個

案互動關係的失衡，檢討與調整之下，第一代操作會所模式的資深工作者，決心出走，另闢道路，自行開辦社區復健中心，選擇有限度的倚賴政府資源，期待換來更多的自主性。與個案的關係也從平權夥伴的營造，轉向發展更為真實的貼身搏鬥互動，期待帶領精神障礙者不只是身分主體的轉換，更進一步的對於個人與體制產生根本性的變革。三間機構依著對於精神障礙者不同的處遇信念，發展出不同的處遇模式，承接了不同階層、不同狀態的精神障礙者與其家庭，影響了社會不同的層面，也對當前的體制反映了不同的批判性。三間機構在實踐道路上都不斷的在進行思辯與革命，思辯與革命著身為一個助人工作者最終的使命─「如何善待生命；生命應長的什麼樣？」，使得三

間機構在行動過程中更趨本土化與貼近個案的發展。有趣的是，三個機構位處不同的社會處境，受到不同主流體制的壓迫，為求認同與解放，在實踐的路徑上卻朝彼端前進與發展，形成一種具有相互辯證性的關係，也讓我們得以以更多元立體的視角去看待現今精神障礙社區復健服務的整體樣貌。

政府動用四大基金護盤的妥當性與法適性

為了解決代操違法的問題，作者夏道彰 這樣論述：

四大基金為了自身任務的順利達成，除了追求投資報酬的收益性之外，也非常重視安全性及流動性。而立法上同意四大基金投資股票的目的，就是為了賺取超越定期存款的收益率，以利自身任務的達成。然政府動用四大基金護盤的政策，卻是不斷地以高於市場預期的合理價位買進股票，造成四大基金的鉅額虧損以及資金運用的不效率，更因為國庫填補虧損的設計，加重國家財政的負擔。同時，因為政府頻繁地護盤，也影響市場機制的調節弁遄A除了造成投資人無法正常判斷合理股價，增加其投資風險，亦妨礙台灣股票市場的發展。本文之研究目的，係透過對四大基金成立目的與任務、動用四大基金護盤的實益與公平性，以及市場操縱行為的概念與禁止原因等問題的探討，

來檢討政府動用四大基金護盤的不當及衍生的違法性疑慮。進而提醒政府應正視四大基金的虧損問題，停止動用四大基金護盤，回歸專業運作，以追求基金長期穩定獲益為目的。本文進一步建議政府，可嘗試局部或完全統合四大基金的資源，以解決四大基金中單一基金管理資源不足的窘境，亦可減少四大基金為了維持超越定期存款利率的收益率，不得不於短期內頻繁賣出績優股票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