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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教法律碩士班 郭麗珍所指導 周香吟的 商品品質保證與商品安全性之研究 (2013),提出元山家電熱水瓶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消費者;品質保證;企業經營者;商品安全;契約責任;侵權行為。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清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姚人多所指導 李立偉的 台灣民族認同的日常形構:以中國商品的治理與反消費為例 (2009),提出因為有 民族主義、民族認同、商品、消費、治理、日常生活的重點而找出了 元山家電熱水瓶的解答。

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元山家電熱水瓶,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商品品質保證與商品安全性之研究

為了解決元山家電熱水瓶的問題,作者周香吟 這樣論述:

在「人人皆是消費者」的觀念下,顯然大家生活中已無法與消費作切割,而一般消費者因欠缺專業知識-非經說明不能檢查其產品有無缺、非經指示不能知悉產品之正確使用方法、非經警告不能避免產品之潛在危險,為以往自英美國家移植來的「購者自慎」原則,雖早已深植人心,但始自1973年,消費者的意識高漲,因此保護消費者任務,儼然成為現代型政府的基本政策之一。我國消費者保護政策早已跳脫除了以保護消費者之安全與利益外,更轉而要求企業經營者對其商品提供保證之責任,所以商品責任理論也逐漸形成,如何兼顧消費者權益之保護與企業經營者之研發新產品,逐成為文明國家之重要課題。茲就以消費者保護法中所規範之商品品質保證之問題提出探討

,並以近年來發生的品質保證相關案例為觀察角度,來論述消費者在商品交易之後,企業經營者還須擔負哪些責任?商品之品質保證制度,自古以來,即從有交易就會附隨產生的輔助行為,實為交易中以不可避免之擔保契約履行的條款,亦是整個交易安全過程中重要之一環,但「品質保證」的實質內涵不只須保證商品無瑕疵交付,更須保障其商品使用者在使用上的安全性,而商品品質保證的實踐的樣態是隨社會之變遷而多樣,如同有口頭、書面、企業形象、品牌口碑、信譽等等,在消費者保護法中,甚至將第25條規定將保證書規範於其中,而民法第191之1條第3項也將保證書納入,然企業經營者對保證書是否真能給予消費者一定程度之商品品質保證?保固期是否也有

一定的法規範及拘束力,然又論企業經營者在商品安全性給予消費者的保障,是否企業經營者在法規上找到保護傘條款,或法律上可以在保證書上或使用說明書或在商品包裝上標示或貼上警示標籤就可自設免責條款?消費者是否理當須遵守企業經營者所自行規範的保證書或使用說明條款,若企業經營者及消費者雙方都未能遵守時- 企業經營者該負責範圍界限及消費者在法律上權益保障有哪些?即是本文所欲探討之問題。本文是從企業營者所需擔負任、及從法理之規範-以消保法及民法關於企業經營者之契約責任及侵權行為層面來作一分析探討,及實務上所衍生的問題加以剖析並以國內外理論與實務發展做一比較,最後以政府對於消費者之保護是否足夠?是否能確保消費安

全、消費選擇自由、促進社會經濟之發展,而政府對於企業經營的法規範是否足以保護雙方之權益,可造成三贏(政府、企業經營者及消費者)的局面;希冀在社會交易愈頻繁及多元化的今日,本文之探討可以提供在政府、企業經營者及消費者三方面一些新思維及建議以供參考。

台灣民族認同的日常形構:以中國商品的治理與反消費為例

為了解決元山家電熱水瓶的問題,作者李立偉 這樣論述:

本論文試圖說明中國製造的商品如何成為當代台灣民族認同形構的重要環節。菁英取向的民族主義研究忽略了群眾動員的議題與民族觀念的擴散機制;相較之下,日常取向的民族主義研究認為民族認同是經由生活之中許多自然化的假設、論述與實踐所維繫並且持續地再生產,有助於我們分析特定民族認同為民眾所普遍接受的過程。本研究認為,分析中國商品所帶動的日常性治理網絡與反消費實踐可以解釋台灣民族認同如何成為台灣住民理所當然的觀念。然而,日常生活取徑卻可能忽略了民眾日常生活與菁英民族主義政治方案的連結,使其無法解釋民族邊界與民族成員是如何被界定出來的。於是,本研究整合了日常生活與精英兩種取徑,亦即整合了台灣民族認同的日常形構

與台灣民族主義的歷史路徑和政治議程,建立了三個變項:(A)日常消費實作。(B)本土陣營的尋票以及(C)全球化與兩岸政治經濟進程。以此來解釋中國商品如何在日常生活層次制度性地影響台灣民族認同。因此本研究不只處理中國商品的消費問題,也討論本土陣營的民族主義政治治理方案。本研究發現,本土陣營所策動的對於中國商品的治理網絡,一方面是意義的治理,使得中國商品具備高度民族意涵;另一方面則透過產地標示系統的建立,讓產地差異的識別與民族差異的識別相互闡連,劃出一條自然化的民族邊界。對於消費者而言,中國商品同時意味著風險。在日常消費實作之中,個人面對中國商品的風險,反思性地展開新的生活規劃,並重構一套鑲嵌於民族

脈絡的認同敘事。中國商品的治理和消費者對的反思性計畫相互配合,構成一般民眾認同於台灣民族的結構性路徑。全球化與兩岸政治經濟進程作為重要背景,促使了本土產業加入台灣民族主義的動員,改變了本土陣營的動員形式。這個轉變中的地緣政治也影響了台灣民族認同的臨界性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