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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全面禁止到全民娛樂：我國電子遊戲的發展與變遷

為了解決帳戶出租刑責的問題，作者周芷伃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我國電子遊戲在國家政策上從禁止到鼓勵，與主流社會對電子遊戲從排斥到接受的過程。本研究將探討我國的電子遊戲自六零年代末出現後，在不同年代的發展狀況，並指出科技發展與國家政策對電子遊戲造成的影響，以及主流社會對電子遊戲的觀感改變。本研究使用次級資料分析法，使用「新聞知識庫2.0」當中收錄的十五種報紙，並使用資訊系統輔助，對新聞文本進行檢索與比對，並將檢索結果繪製為折線圖，從中發現電子遊戲的發展趨勢與改變。本研究發現我國的電子遊戲在發展初期，因遊戲技術的限制，國家與主流社會將賭博和犯罪等負面因素歸咎於當時流行的電子遊戲──電動玩具，導致其被國家全面禁止，在主流社會當中的觀感也不佳。隨

著電視遊樂器的出現，個人電腦與手機等科技物成為遊戲機，網際網路也被用於電子遊戲，這些因素都讓電子遊戲的形式趨於多元。因此主流社會對電子遊戲的理解，也由原先從政策及報導等管道間接接觸，轉變為直接參與電子遊戲並與其他玩家進行互動。時至今日，電子遊戲成為我國的重點發展產業，也被主流社會所接受，成為風靡全民的娛樂活動。

中性行為幫助犯司法實務案例研究

為了解決帳戶出租刑責的問題，作者姚凱升 這樣論述：

在廣大成立幫助犯的案例中，各種類型的案例可說不勝枚舉，而幫助行為也因為我國刑法30條對於幫助犯的規定中，並沒有對於幫助行為作出任何的限縮。故只要行為人的行為符合足以幫助他人或促進他人實現犯罪的客觀要件下，且具有主觀的故意，就會成立幫助犯。故事實上任何日常生活中的行為，除了已被規定在分則的構成要件中外，皆有可能成立幫助犯。舉例而言：朋友間友情相助的交通承載行為，網路業者提供平台服務，提供他人帳戶、手機，皆包含在內。而因為這樣的日常生活行為通常在經過刑法檢驗前，並未具有任何獨立的不法意義，故學說與實務就有將之稱呼為中性幫助行為。中性幫助行為議題，在我國實務早年其實就有相關的判例出現，如最高法院2

3年上字第1738號判例中，對於出租房屋與寄存物品的行為，是否構成幫助犯做出區分行為是否重要的闡述。雖然其並未對於出租房屋與寄存物品行為作出過多的解釋，但實質上最高法院也潛意識的意會到了這些日常生活中一般行為，在幫助犯中，可能需要建立不同的區別機制來做為審查標準。中性行為的概念在我國實務中出現熱烈討論可以回溯到90年代的ezpeer案與kuro案中，法院在此兩案中，對於中性行為的問題正面的給予了回應，並引用了德國的學說見解來闡述中性行為的概念和處理方式。但可惜者在於法院判決中雖然提及了中性行為幫助犯的概念，卻未全面的建立一個審查基準。時至今日，中性行為形成幫助犯的問題仍層出不窮，而觀察我國實務

判決可以發現，實務一直無法對於中性行為的問題，理出一個固定的判斷基準，而最明顯的問題就在於實務對於中性行為幫助犯的主觀認定時，往往毫無界線，恣意的去認定法院想承認的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對於中性行為所造成的幫助犯架構出一套可以使用的判斷基準，就成了不可忽略的問題。 本文在觀察了實務對於一些中性行為構成幫助犯案例的處理情形後，認為有必要對於幫助犯成立的界線，做有效的限縮，並且進一步重新思考如何建構一個有效的幫助犯審查基準，期許讓中性行為在實務案例中，動輒被輕易認定為幫助犯的情形，在經過較完善的審查基準審理後，能有效降低恣意判決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