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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台灣法學：歐美日中知識的彙整

為了解決後台系統英文的問題，作者王泰升 這樣論述：

　　從台灣人法學的觀點， 　　不管是德國法、美國法、或日本法， 　　適合台灣人民的都是好的法。   　　本書連結法學者、法學論述、政治與社會環境，本於歷史學、法律學、社會學的關懷，敘述台灣如何跨越3個世紀，經歷殖民、威權、民主等政體，彙整來自歐美日中的現代法學知識，建構出當下的法學內涵，並提出應超越歷史束縛的主張。另從東亞視角，描繪法學緒論著述所顯現的「明治日本→民國中國→戰後台灣」的知識傳遞及流變。   　　本書也是為新的一代台灣法律人打造的法學緒論著述，在法源論，揚棄過時而形同盲腸的成文法與不成文法概念；在法解釋適用論，以德式法釋義學汰舊換新，納入英美法系之法適用方法，且「看見」台灣的

法事實，重構台灣版法學緒論。 　　 　　Inspired by the disciplines in history, law, and sociology, this book links jurists, legal discourses, and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texts to describe how the knowledge of legal science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China has been compiled to shape the legal science in T

aiwan which have experienced colonial, authoritarian, and democratic regimes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current 21th century. The author thus proposes further reforms to transcend the historical fetters. In addition, from an East Asian perspective, this book depicts the line of legal knowledge tr

ansmission from Meiji Japan to Republican China, and then to post-war Taiwan, as shown in the treatises for introducing legal science. In order to create an treatise on the introduction of legal science for the new generation of Taiwanese lawyers, it is advisable to replace the old with the new when

using the German-style theor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s, and to incorporate the methodology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e Anglo-American law,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face, rather than ignore, the legal practices in current Taiwan for the purpose of reconstructing a Taiwanese version of the introd

uction of leg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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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內生性生產要素與非意欲產出問題下探討CSR活動對銀行業經濟效率之影響

為了解決後台系統英文的問題，作者邱義晃 這樣論述：

隨著經濟成長與環境變遷，企業經營開始注重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本文針對這個議題，探討企業社會責任投入對銀行業經濟效率之影響，CSR資料取自EIRIS之2003-2014年32個國家287家銀行，要素投入與產出數據取自Bureau Van Dijk公司之ORBIS Bank Focus全球銀行與金融分析資料庫，利用隨機邊界方法考慮生產要素內生性與非意欲產出，同時探討技術與配置效率議題。採用Amsler, Prokhorov and Schmidt (2016)工具變數法解決要素內生性問題，確保迴歸係數估計值具備一致性，實證結果顯示總成本無效率主要來自配置無效率，而非技術無效率，此發現

與銀行業常進行組織結構改造，重新調整人力、資本與資金等以改善配置無效率相呼應一致。進一步將技術和總無效率與環境變數連結，包括(1)前五大銀行市占率、(2) 銀行成立年數、(3)CSR員工項目分數、(4)資產報酬率、(5)淨值資產比、(6) CSR公司治理分數、(7)銀行資產/GDP比、(8)人均GDP等8個環境變數，其中前三項主要影響技術無效率因素，結果發現環境變數確實影響銀行經營效率，擬定執行經營策略納入考慮有其重要性。並將研究資料依年份期間與洲別分類，發現2007-2009年次貸風暴期間銀行經營效率最低，但三個期間的差異未達統計顯著；洲別分類以亞洲銀行經營效率最低，檢定發現歐洲與美洲銀行經

營效率顯著高於亞洲銀行，研判與亞洲銀行種族文化、經濟環境與規模差異較大有關。文中比較不考慮(1)內生性、(2) CSR與(3)非意欲產出對經營效率之影響，發現造成技術無效率與配置無效率誤置，導致銀行經營者執行錯誤的經營策略方向，反而造成資源更多的浪費，評估銀行經營效率的影響因素必須充份完整，不得不慎。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人文與民主（余英時經典作品套書，絕版再現，全新編輯校對）

為了解決後台系統英文的問題，作者余英時 這樣論述：

獨家特獲授權發表 ‧第一屆唐獎漢學獎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從科學民主到人文民主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完整呈現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出版人顏擇雅特別撰文導讀：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會士、克魯格獎、唐獎漢學獎得主──余英時 　　重要人文思想研究之作，全新編輯校對，絕版經典再現   　　《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總論》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最重要的一篇通論   　　中國文化與

現代生活之間究竟有著什麼樣的關係？ 　　二十世紀中國人最感困惑的大問題   　　本書是根據於1983年9月3日在台北「國父紀念館」公開演講的紀錄改寫而成的，是當時《中國時報》主辦的「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演講系列的一個總結。就中國文化與現代生活之間的複雜關係，余英時先生從澄清價值系統著手，將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予以精微的闡發和透澈的疏通。超然於全面西化和極端保守的傳統爭執之外，既不左右袒，也不做調人，而實事求是、允執厥中地提出了具體、平正而圓融的看法。   　　這本書即使不是百年來中西文化論辯最後的斷案，至少也是五四以來所有討論文字中見解最圓熟、立論最透闢的一篇，堪稱是燕許大手筆

、世紀大文章。不僅是余先生本人這方面長久深思熟慮的一個總結，為此下的種種思辨開啟了一條通途大道，誠可謂繼往開來、承先啟後，佔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價值至為重大。無論是從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對傳統文化反省的脈絡來看，或是從當前台灣政治與文化脈絡來看，都是一部極具價值意義的作品。   　　余英時先生認為任何一種文化系統都有其整體性及歷史性；「文化」應被當作是成套的行為系統，並以價值系統為中心而展開。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中，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人文精神」。   　　他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做一個全面性的回顧以後，又從人與天地萬物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人對自我的態度、人對生死的看法等四個角度進

一步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在這四個文化領域裡的具體表現。余先生在這本書裡採取整體性觀點和比較視野，從大處著眼，扣緊價值系統作為文化的核心，凸顯中國文化的特殊性。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接受第一屆唐獎漢學獎　受獎致詞、接受唐獎演講全文──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接受克魯格獎講詞〉／〈接受唐獎漢學獎講詞〉，最重要的余英時學思歷程自述   　　「知識人」（intellectual）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 　　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士」的階層，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代表「士」文化的斷裂，

　　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   　　本書收入余英時先生在1980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意義等面向，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過去」與「中國」；作者觀照中、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中國知識人求「內向超越」，西方則是「外在超越」）。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現代以後」（post-modern）價值轉向的今日，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   　　書中旁徵博引，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拿科舉制度來說，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因而有幾分「代議制度

」的味道；宋人歐陽修、司馬光在「選賢唯才」（近似「全國聯招」）或是「逐路取人」（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上，立場相左，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歐陽為文化薈萃、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罷黜百家」，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而非以「五經」為不二規臬的「儒術」。（見第八篇，〈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   　　又如，共產黨深知「士可殺，不可辱」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只辱不殺」，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行不得）。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

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黑心」商業屢見不鮮，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參見第五篇，〈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   　　余英時先生更精闢指出，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相對於國家（state）的權力而言，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此一見解，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   　　《人文與民主》 　　顏擇雅（出版人）：余英時給台灣的最後建言   　　特別獨家收入余英時【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演講全文 　　──從科學民主到人文

民主   　　本書主題是「人文與民主」，包括三個單元：一、「人文研究篇」，二、「民主篇」和三、「思想篇」，選萃余英時先生關於人文與民主議題的三篇未發表講演文稿，以及七篇舊作，〈「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為最新寫就論文，「可以說是同一旨趣的不同發揮。」余先生很早就關注華人社會的人文研究發展，1984年與已故的吳大猷先生討論人文與科學的發展時，已預見台灣社會中科學當令、功利取向的長程發展隱憂。兩位先生皆認為當時社會的進步集中在外在環境，個人的內向開發卻被遺忘了，於是產生很多道德、心理方面的問題。書中〈台灣人文研究之展望〉和〈「國學」與中國人文研究〉兩篇講詞偏重討論所謂「人文研究」，在中國的思

想脈絡下，究竟何所指，這與「人文與民主」這一主題是互相照應的。 　 　　本書以「人文與民主」為題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即針對「五四」以來「科學與民主」的口號而提出一種異議。余英時先生不否認科學的價值，但認為民主所需要的精神基礎絕不能僅限於科學。   　　除了人文研究，余英時先生也關心民主在中國的發展，他根據自己在思想史長年的耕耘，不僅對民主提出通論性的闡釋，亦就兩岸三地不同的民主發展提出歷史解釋。他表示1949年後，台灣之所以走上民主，中國沒有，是因為中國人文傳統在兩地截然不同的命運，台灣保留了，中國則徹底地破壞了。余先生並強調人文傳統中的儒學一支有許多普世價值與西方民主制度巧妙

接合；換言之，儒家傳統是民主在華人世界的基石。   　　書名取之「人文與民主」，是余英時呼籲社會用人文給生命灌注精神價值，並期許台灣作為中國文化社群的代表，在有了民主的選票後，更能以「人文」修養改進民主體制的品質。

視頻剪輯應用程式介面工具欄列表型式及軌道欄顯示數之研究

為了解決後台系統英文的問題，作者繆佳佳 這樣論述：

隨著短視頻應用程式的興起與全民娛樂化的發展，當下大部分的短視頻平台的內容型態已從原來的專業生產內容(Professional-Generated Content)轉變為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網友的分享形式也從圖文進一步轉變為製作上傳短視頻。視頻剪輯應用程式在其中成為一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相對於PC端專業的視頻剪輯程式而言，移動端的視頻剪輯軟體在小螢幕上對於介面的設計上也需要更多的考量以適應不同水平的使用者。因此本研究以視頻剪輯應用程式介面使用性作為研究主題，以實驗法發現問題並進行改良設計，探究工具欄列表型式與軌道欄顯示數對於視頻剪輯應用程式介面使用性

的影響，並依據實驗結果綜合分析提出未來相關應用程式介面設計的發展與建議。本研究分為兩個階段實驗：(1)前導性實驗針對三款現存的不同工具欄列表型式軟體進行實驗操作，並使用問卷與訪談收集使用者意見，通過任務時間績效與問卷量表及訪談結果綜合分析現存視頻剪輯應用程式存在的問題。(2)驗證性實驗依據前導性實驗結果與文獻整理，實驗設計2種軌道欄顯示數(單軌混合/多軌並存) x 3種工具欄列表型式(取代式/疊加式/混合式)進行雙因子變異數分析，設計繪製6款可操作實驗樣本進行實驗，共邀請48名受測者以受測者間(Between-subjects)進行實驗，以時間績效與問卷量表及事後訪談結果，綜合分析後得出實驗結

果並提出視頻剪輯應用程式介面設計意見。本研究中得出關於視頻剪輯應用程式的設計建議有：(1)混合式工具欄列表型式搭配多軌並存軌道欄顯示數更適於視頻剪輯軟體；(2)視頻剪輯軟體應具有符合使用者心智的信息組織與分類，以便使用者快速尋找工具；(3)介面展示的資訊數量需恰當，減輕使用者的信息識別負擔；(4)需提供便捷的快速切換方式幫助使用者快速操作；(5)功能設計需滿足效率性，以最少的操作步驟讓使用者快速地完成任務；(6)提升介面預示性與可視性，幫助使用者快速分辨介面中的信息； (7)剪輯中常用之功能應適當進行強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