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佛迴向父母的問題，透過圖書和論文來找解法和答案更準確安心。 我們找到下列問答集和整理懶人包

蕅益大師開示語錄

為了解決念佛迴向父母的問題，作者蕅益大師,僧懺法師 這樣論述：

　　靈峯智旭倡三學一源論，認為禪宗、教宗、律宗三學應該相互為用，不當分河飲水；又提出「儒釋同歸」，且註解四書、周易；但是他最終的歸趣則在淨土法門。智旭的佛學深受天臺宗學說影響，以一念統攝教禪各家，而最終則歸於念佛的當下之念。智旭不但要把諸宗導歸淨土，還試圖論證諸宗本來就出自淨土，「若律、若教、若禪，無不從淨土法門流出，無不歸還淨土法門」。智旭在《法海觀瀾》中摘抄出二十三種五十五卷與淨土有關的經典，為淨土法門尋找依據。念佛三昧論是智旭的中心思想。他基於「心佛眾生，三無差別」的理念，主張一切佛法，無不歸於念佛三昧：廬山慧遠念阿彌陀佛的果報莊嚴，念的是他佛；西天二十八祖，天臺智者

觀心修禪，念的是自性佛；永明延壽及楚石梵琦等所倡導的念佛法門，用觀諸佛果位的依正莊嚴，以顯人心內的理體智慧，悟到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叫做雙念自他佛。其要點在於通過觀已成就的諸佛，來促使自己內心之佛的顯現。但是智旭真正心儀的，還是持名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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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地獄觀―以源信『往生要集』為中心―

為了解決念佛迴向父母的問題，作者湛可慧 這樣論述：

本研究是以源信『往生要集』為對象探討日本人的地獄觀、不墮入地獄的方法、以及脫離地獄的方法。結果如下：墮入地獄的原因有殺生、偷盜、邪淫、飲酒、妄語、邪見、犯持戒人、父母聖者殺害。但如等活地獄的屎泥處，即使不是自己親手殺，只持殺心者也會墮入地獄；如眾合地獄，只持色心者也會墮入地獄；如叫喚地獄，持惡心使人飲酒者會墮入地獄；如大叫喚地獄，持惡心說謊者也會墮入地獄。要之，不可持惡心。不論何種地獄，都是勸人「止惡行善」。惡有惡報、善有善報，若不想得惡果，就種善因。八寒地獄和孤獨地獄的內容和八熱地獄相比相對少，故推測源信因此不介紹八寒地獄和孤獨地獄。源信說道：若不想墮入地獄、欲往生極樂，除了不做惡行，還要

拜阿彌陀佛、讚美佛、觀察佛的姿態、立志成佛、將功德迴向給眾生即可。於是平安時代的日本庶民有了地獄觀、開始念佛。

敦煌卷子(全套6冊)

為了解決念佛迴向父母的問題，作者 這樣論述：

　　喚醒絕世瑰寶　敦煌文獻修復再現 　　國家圖書館特聘國寶級修復大師與古紙專家，歷經二階段文獻修復作業，採用最小干預與可逆　　性的現代修護原則，進行局部性的修復作業，讓珍貴的敦煌文獻綻放新生命。 　　 　　鑑定、考證與出版　敦煌文獻的最後一塊拼圖　　 　　由方廣錩教授整理編目，全套六冊，總字數77萬字，經卷均以手書摹抄寫，包括經鈔、經論疏釋、淨土信仰、密教、佛教戒律、歌讚、禮文、講經文、押座文、設難文、木捺佛像、白畫、道教經典、官文書、私文書等，有經名家鑑賞、裝裱、題跋、鈐印者，充分展現豐富的收藏史及美術史。是研究中國中古時期宗教、思想、經濟、政治、社會工藝……的極珍貴

資料，敘錄則記錄保存狀況、紙質特徵、紙數、行字數等，析究文獻之內容原典，依據文獻特性重新編目落號，為研究者提供資料運用之便利。   　　《敦煌卷子》的獨特價值有： 　　一、文物研究價值 　　《敦煌卷子》共抄寫207個文獻。年代涵蓋從東晉到北宋初年，體現了敦煌卷子各時代從用紙、裝幀工藝，乃至題記、印章、雜寫的多種表現形態。   　　二、文獻研究價值 　　《敦煌卷子》收錄了3件道教文獻，另有三階教經卷殘卷、部派佛教戒律、禪宗資料等，共19號為無傳世文本，且至今仍未有錄文及研究者，是值得研究者進一步發掘的寶藏。   　　三、文字研究價值 　　除了透過墨跡探討書

法風格的藝術性，更能清楚反映這段時間中國文字形態的演化歷史，並提供從事研究的第一手資料。   　　四、日本寫經 　　《敦煌卷子》收入日本寫經7號8件。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可謂日本書道文化發展之見證。

「一心不亂」與「念佛往生」的捨報義諦 以《印光大師全集》、《道證法師文集》為主要線索

為了解決念佛迴向父母的問題，作者蔡金源 這樣論述：

本論文標題，。主要探究的是佛教行者所追求的終極目標「解脫道」，在面對「死亡」當下的關懷，與心態上的對應方式。佛教行持的依據，如何能夠稟持著從容不迫的意志力，在這一情境下，宗教上的信仰與個別的情操（身心的苦痛）在當下是如何迎應與消解呢？因此，文本的方向，將提出代表性的人物，也就是民國初年的釋印光（1861-1940），與近年正念捨報的釋道證（1956-2003），確實於面對死亡時：「正念分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意不顛倒，心不散亂。」從容不迫，安詳的面對死亡為主要線索。因此，在這一進路下，也當會面臨一個重要的關鍵，也就是解脫道的實踐與菩薩道的廣化，是否因此成就了佛教行者正念分明的善巧因緣，這也

是文本應探討的一個重要議題。在這一前提下，本文將要舉出佛教行者，確實於面對死亡捨報前一瞬之間，為何能夠意識分明，而更能無懼於死亡的主要原由與其解門（法義依據）、行門（行為舉止）的相關資料，這是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在此也有必要說明，從佛教哲學的詮釋來檢視以上兩位之間的觀點，這必定會涵蓋太多的因素與當時的社會背景，而文獻的取得與文化的氛圍是有其深刻影響的。即使這二位(印光、道證)行者，對於佛典的體悟，從不同的背景而言，誠然是不同的進路，卻是同一個面向，對於解脫道完成的相關活動，而其意涵則更開顯出佛教哲學的一種實存方法與手段，在這一條件下，是有必要在歷史脈絡去理解了，筆者將以兩位所能蒐集的文獻過程來

說明，也就是說，即使承載著不同時期的場域內，也當有不同的視野與對佛教哲學的詮釋方法，對於解脫道的進路，卻有一共通的指向，因此，畢竟將於不同時期的文化融合中產生對話。如果依循這一思維進程，將有機會提供佛教徒面對於正念的深入觀點，而不只是形而上的知識論表達，更能於現實生活體證出細膩的因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