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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囑的財產處分——比較我國法與日本法近年之發展

為了解決柚木司死因的問題，作者吳家榜 這樣論述：

本論文第一章「緒論」提到，伴隨著高齡社會的到來，高齡者開始思考如何透過自己年輕時所累積的財產來因應自己老後生活所需，而開始進行財產規劃。若透過是遺囑，方法上不外乎是以「遺贈」、「指定應繼分」、「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此三種「典型遺囑處分」方式。然而三者概念雖不相同，但在具體案例中遺囑條款（例如遺囑中使特定繼承人取得特定遺產），該如何解釋適用，實有困難。我國學說和早期實務向來只強調三者均得作為特留分扣減權之標的，而未去細究其三者之差異。直到近年，才開始有若干實務判決重視遺囑處分定性的問題，並提出一些區分標準，甚至發展出一種有別以往，而具有遺產分割之物權效力的「新型遺囑處分」，漸漸與僅具有債權效力

的「遺贈」產生二元化的結果。二者的差異，除了展現在有無遺產分割效果外，在不動產的登記程序、消滅時效之有無、得否代位繼承、特留分扣減權行使之方法均有所不同，這使得遺囑處分性質決定的問題變得相當重要。由於這正好與日本法發展相類似，對此，日本已累積大量的判決及學說討論，我國的相關研究卻不多，因此本論文除了整理我國的學說及實務，也將以日本學說及實務為比較考察之對象，重新檢討我國法應如何解釋、適用。此外，更在問題意識中特別提出「遺囑解釋」與「性質決定」的不同，將論文聚焦在「遺囑處分性質決定之標準」及「應否承認具遺產分割效之新型遺囑處分」兩大爭點。本論文第二章「遺囑之歷史沿革與現代意義」，除了涉及法律史的

介紹，更指出了近年來遺囑的功能不再只是被繼承人單向地對死後遺族的照顧，或對繼承人、第三人單純的「贈與」，而開始浮現出「扶養與繼承的對價（對價繼承）」的性格。本論文的第三章「遺贈」，主要針對「特定遺贈」及「包括遺贈」，整理了我國相關學說及實務裁判之見解，對「包括遺贈」重新進行分析及檢討，以及說明其與「特定遺贈」之差異，並針對遺贈的法律效果及登記手續進行說明，並同時介紹了日本通說及實務的「遺贈」之法律效果（具物權效力）與我國（僅具債權效力）之間差異。本論文的第四章「指定應繼分」，除了介紹指定應繼分的意義及特性，並參考了日本學說，對「指定應繼分」是否有作為獨立存在的遺囑處分類型提出質疑，透過整理學說

及實務判決的類型化考察，發現「該當指定應繼分的情形」常與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相混淆，又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因此主張將遺囑處分方式，簡化為「遺贈」及「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兩類型即可，而將「指定應繼分」理解為遺產分割方法的手段之一，並認為縱使要保留「指定應繼分」作為獨立類型的存在，也應將之限縮在「單純的比例指定」。然後，針對其法律效果，透過地政登記實務及裁判實務的分析，得出和早期見解不同的新實務見解。最後提出「指定應繼分」與「遺贈」之差異。本論文的第五章「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除了介紹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的意義及特性，並透過整理學說及實務判決的類型化考察，證實「該當遺產分割方法指定的情形」確實在實務判

決中與指定應繼分相互混淆，然而實務卻未提出任何明確的區分標準，只因偶然定性的不同，導致當事人在審級間來回，耗費勞力、時間、費用，有害其程序利益。因此認為我國民法既然和德國、瑞士立法例不同，所承認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本質上是「得變更繼承人法定應繼分的遺產分割方法指定」，因此再次重申將遺囑處分簡化為「遺贈」與「遺產分割方法之指定」兩個類型即可。然後，針對其法律效果，透過地政登記實務及裁判實務的分析，得出和早期見解不同的新實務見解，確立了「新型遺囑處分」的形成，並且與「遺贈」產生二元化的結果。最後，特別針對「遺贈」和「新型遺囑處分」，於遺囑處分受益對象為繼承人的情形下，特留分扣減方法的差異進行分析說

明，並參考學說見解，主張以遺產分割一併解決繼承人間特留分紛爭，以保障當事人的程序利益，貫徹紛爭一次解決原則。本論文的第六章「日本法上的使其繼承之遺囑」，首先介紹了日本的「使其繼承之遺囑」的形成背景，並整理了相關學說及實務的發展，提及了香川判決正面地採用「遺產分割效果說」後，改變了自「多田判決」以來的主流實務見解（以往採「遺產分割方法指定說」），然而卻遭到多數學者的強力批評。「遺產分割效果說」主張日本民法第908條的遺產分割方法指定源流於法國民法的「尊屬分割」制度，因此具有遺產分割的效果。然而，卻遭多數學說批評忽略了法國法此一制度在「要件」上的嚴格限制，日本的「使其繼承之遺囑」和法國的「尊屬分割

」，二者根本似是而非。其次，本文介紹了日本學說對「使其繼承之遺囑」的類型化考察，並整理了其他相關問題及實務的發展。最後，以日本法為借鏡，重新檢討我國法對於「遺囑人之意思得否排除遺產分割程序」及「遺囑處分性質決定的標準」這兩個議題的處理。本論文第七章「結論」，強調應以類型化的方式尋求遺囑處分性質決定之標準，除了提出自己的見解，並反對具有遺產分割效力的「新型遺囑處分」，以兼顧共同繼承人間之公平、被繼承人之債權人的保護及特留分權利人之保障。最後強調，本文並非反對「遺囑自由」，而是認為在尊重被繼承人意思的同時，也應該同時兼顧法律整體的邏輯，縱使日後有修法的可能，也應重視法律整體性的整合。

我國與中國大陸及日本特留分制度之比較研究

為了解決柚木司死因的問題，作者陳炳源 這樣論述：

本研究以我國、中國大陸與日本之特留分為主題範圍，研析這三個國家有關特留分制度規範內容情形，以及探討其個別之優缺點並做比較分析。從特留分之法律意義與社會意義、立法經過及規定，以及我國、中國大陸、日本等特留分之立法制度與現行規定，並探討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制度與特留分制度之關連性。綜合結論：我國特留分權利範圍、對象與額度可參酌日本規定檢討、特留分扣減制度之健全，如歸扣與贈與的相關認定之規定、遺贈與死因贈與的規範、債務的扣除與繼承費用的認定等，均尚有待更為周全的立法以為執行之依據。特留分制度存在之社會價值理念，被繼承人在生存期間有權自由處分其全部財產，亦應承認其得以遺囑自由處分其遺產，如被繼承人

將全部或大部分遺產遺贈他人，亦有欠當，為調和親情倫理及維持家之圓滿，乃有特留分之規定。被繼承人超過可讓分為應繼分指定、遺贈、或其他可與遺贈同視之死因贈與、為第三人的無償的死因贈與，導致特留分權人現實所受遺產之額不足特留分，都是特留分之侵害態樣。夫妻因一方死亡而生存者執行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後將對特留分產生重要之影響，比較法之應用，各國法律共通之研究，如比較出日本對於被繼承人生前一定期間之贈與是必須列入遺產總額、明定特留分的一定期間請求權等；中國大陸特有的必繼分制度與遺贈協議等特別的制度，這些我國即無相關規定，可以作為我國在特留分制度訂定與運作方面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