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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本書分別來自田園城市 和新自然主義所出版 。

中國文化大學 史學研究所 王綱領所指導 牛道慧的 鴉片戰爭前在廣州的美國商人(1784-1844) (2009),提出泉明蠶絲被購買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廣州、美國商人、中美貿易、十三行。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宋德熹所指導 湯雅蜜的 唐代和糴問題研究 (2001),提出因為有 唐代、和糴、河西、財政、唐玄宗、糴法的重點而找出了 泉明蠶絲被購買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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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讓我們看這些論文和書籍都說些什麼吧:

除了泉明蠶絲被購買,大家也想知道這些:

織物地圖3:從絲繭、編染、刺繡,踏尋泰國與印度交織的金黃國度

為了解決泉明蠶絲被購買的問題,作者康雅筑 這樣論述:

  透過台灣藝術家的觀點,認識泰國與印度的纖維藝術   旅行×手工染繪×布料雕版印刷×傳統織機   作者康雅筑以藝術創作者的視角,帶我們認識泰國與印度的織物。旅程由曼谷開始,途經素可泰的金色織物博物館,來到盛產蠶絲的泰國東北部,參訪各織布村的絲織工作室,有專為皇室製作的金箔絲線,也有以紫膠蟲與植物染出的自然色調。而後造訪西北部山區,認識高山部族的傳統棉織技藝,並在清邁的大象手抄紙園區,思考對環境友善的纖維技藝。   接著她抵達印度西部的喀期縣,這裡的遊牧民族善於刺繡,他們身上精巧的拼布與鏡面鑲繡,點綴著烈日下的沙漠;在中部的老舊編織工廠中,則看著塵封已久的提花織機,與紡線的織女一同感

嘆手織工業的凋零⋯⋯透過這些由纖維交織出的故事,我們得以理解不同民族的生活,找出與自然共生的方式。  

鴉片戰爭前在廣州的美國商人(1784-1844)

為了解決泉明蠶絲被購買的問題,作者牛道慧 這樣論述:

【摘要】1783年美國脫離英國獨立,第二年一群紐約的商人即派出商船中國皇后號(The Empress of China)來到廣州,開啟了中美直接通商的歷史。此後直到1844年中美兩國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望廈條約》為止,雙方共有60年的交往過程。這段期間常被稱為「早期中美關係時期」,一些美國學者或稱其為「約前時代」(Pre-treaty ear),或是舊廣州貿易時期(Old Canton Trade Period)。和其他時期的中美關係的研究比較起來,這段早期的中美交往,是一段中西學者較為忽略的時期。美國學術界多數的學者認為,美國對遠東利益的關注是開始於19世紀末期美西戰爭,美國獲取了菲律賓

,將勢力正式伸入遠東並提出門戶開放政策之後。在這種觀點影響下,中美關係研究的範圍主要放在20世紀以後,大量研究成果關注的是近一百多年來的現代中美關係。事實上,美國獨立之初,對華貿易對新興的共和國雖是一種全新的嘗試,但是卻已受到美國政府和民間的高度重視,成為當時遭到英國打擊而被迫封閉的美國經濟重要的源頭活水。中國皇后號成功的首航,更促使美國對開闢中國航線充滿信心,鼓舞了許多擁有雄心壯志的商人和水手。多位傑出而活躍,在中國貿易上表現不凡的美國船長、商人、貨艙總監(supercargo),他們的故事引人入勝。近年來隨著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美國對中國的貿易再度頻繁,但是前途似乎仍隱藏著許多未知數。因此

,這些十八、十九世紀最先參與廣州貿易的美國商人先驅們,開始受到美國史學家的重視,希冀由他們早年的經歷中找尋經驗。台灣的學術界對這一階段歷史的研究相對也是比較薄弱的,專門的著作較少,因此,本論文盼望能對這一部分研究的不足,略盡彌補的棉薄之力。 其次,中西史學界在「早期的中美關係」的這一研究領域中,傳統多著重在中美兩國政府正式的政治和外交關係研究,或是商業和貿易的經濟史研究,較為欠缺中美民間的文化往來和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認識的敘述。事實上,在龍與鷹這段早期的接觸中,美國商人在所謂的「舊廣州貿易」體系下,不但完成了一筆筆數額龐大的生意,也與中國行商發展出長久而穩固的友誼。在當時,「去中國貿易」對

任何一位美國商人而言都是人生中最重大的決定,因為這代表著告別所愛、切斷家鄉的臍帶、冒著損害健康、投資失利,甚至失去生命的種種風險,他們做出不同於絕大多數美國人的人生抉擇,勇敢踏出步伐面對所有挑戰,懷抱著有朝一日能迅速致富並衣錦還鄉的盼望來到廣州,面對完全陌生的環境,他們如何適應在廣州的生活?如何在廣州工作和娛樂?如何與中國的海關、行商、通事、買辦、奴僕相處?他們對廣州的印象如何?皆十分令人好奇。本論文希冀由文化史和社會史的角度切入,以中美民間商人的商業來往和文化交流為研究重心,除了描述美國商人於鴉片戰爭前在廣州的居住、工作與休閒娛樂等日常生活的情況之外,並藉此探討美國商人們在中國所建立的商業組

織和民間友誼。 本論文第一章為緒論,敘述研究旨趣、主要使用的材料、相關的研究回顧和本論文的章節安排。第二章為航向廣州,主要討論美國各大港口與廣州貿易的關係,分別敘述包括紐約、塞勒姆(Salem)、波士頓、費城、普羅維登斯(Providence)和巴爾的摩等美國東部大西洋沿岸的重要港口經營廣州貿易的情形,以及介紹這些城市中最具代表性的商人家族、船長和貨艙總監,並分析這些港口在激烈的貿易競爭下此消彼長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為立足廣州,本章主要討論美國早期在廣州建立的洋行。當時坐鎮於本土的美國商人,將千里以外的廣州貿易最先委託給貨艙總監,但隨著貿易量的增加和情勢的發展,許多美國公司開始在廣州建

立分行,設立代理商人,形成在華最早的美國洋行。很多原先的貨艙總監也紛紛加入這些已經成立的商行,他們有些也常常在代理商和貨艙總監之間不停的變換身份。到了1820年代,從前貨艙總監的業務幾乎全為洋行中的商人所取代,這群數量不斷增加的洋行商人後來逐漸掌控了對華貿易,年復一年的擴大了在廣州的美國人社群。本文介紹鴉片戰爭前,美國最早在廣州成立的商行,包括早期最具規模的普金斯洋行(Perkins&Co.),以及後來被稱為在華「四大洋行」的旗昌洋行(Russell&Co.)、同孚洋行(Olyphant&Co.)、魏特摩洋行(Wetmore&Co.),和後來由旗昌洋行出走,於鴉片危機中建立起來的瓊記洋行(Au

gustine Heard&Co.)。本文針對這些洋行的不同特性與風格、成立的過程、早期在中國的發展的情形、和他們與鴉片貿易的關係來進行探討。 第四章為居住廣州,本章主要討論美國商人的廣州生活,首先介紹他們在廣州居住的十三夷館區的地理環境和他們在夷館內的工作情形與休閒娛樂。在這塊從來未和中國人分享的外國人的限住地上,隨著貿易的增加,美國商人逐年增多了,由於來華貿易的美國商人多屬年輕之輩,他們互相打鬧嬉笑,培養出友好的兄弟之情,他們年輕的氣息和玩笑為商行每天單調沉悶的生活增加許多愉悅和歡樂。年輕的商人常常超越了公司的界線建立新的友誼,並追求他們共同的利益。本章也敘述美國商人在每年夏天貿易季度

結束後移居澳門的生活,那兒因為有商人的家眷或是同僚的妻子、成年的女兒或年幼的孩子而顯得更加多彩多姿。當時廣州居住的美國人除了商人之外,另外一個重要的團體就是來華的新教傳教士,本章也兼論這些普遍具有才智,服膺實踐主義、工作勤奮、信仰堅定的喀爾文教派的使者在廣州的傳教活動、他們和商人之間的關係、他們對鴉片貿易和後來爆發的鴉片戰爭的看法,本章最後再以美國商人和傳教士面對廣州生活中的一些黑暗面而產生的優越感作結。 第五章為印象廣州,本章主要論及美國商人在廣州所接觸到的中國人。鴉片戰爭前美國商人與中國人的接觸,是在所謂的「舊廣州體制」之下進行的,此一體制基本上是由粵海關和十三行為基本架構而建立的。清

朝政府和官員對「夷人」和「商人」這兩種身分評價皆低,海上的「蠻族」來到中國,天朝將外國商人和他們的貿易限制在遠離首都北京直線距離達到1800公里以上的廣州,清政府再通過公行和公行中的行商,把來華的外商和中國商人、中國市場以及中國官員隔離起來。本章首先針對清朝所制定的各項防範夷人的條款和實際執行情形做一探討,再針對此一體制施行之下,外國商人可接觸到的那些少數的、可是和他們關係密切的中國人,包括粵海關官員、行商、通事、買辦、奴僕和苦力之間的關係進行研究,進一步解釋「舊廣州體制」的實際運作情形。 第六章為貿易廣州,本章主要探討美國商人在廣州所經營的貿易。美國獨立後,再也不需要向英國購買,或向荷蘭

走私他們熱切想望的中國貨品。商人們可以興建或購買他們的船隻,聘用他們的船長和貨艙總監,歡送他們揚帆遠去。當他們帶回中國的奢華商品時,商人們可以直接販售這些中國貨。華麗的絲綢、珍貴的茶葉和精美的瓷器所獲得的利潤可以完全進入自己的荷包。更好的情況是他們還可以將中國運回的商品再出口至歐洲,那意味著可以賺得更多的財富。但是,當時中國對西方貨物的需要卻微乎其微,要與中國進行貿易,只有拿著銀子來。西方的船隻向廣州出發時,船艙中幾乎都滿載著白銀,因此,全世界的白銀都向中國集中,中國成為當時白銀集中的大秘窖。與中國貿易的嚴重入超,使美國政府和商人痛心疾首,美國的商人和水手勇敢的操縱小型的單桅帆船,在全世界各地

搜尋可以賣給中國人的貨品,希望平衡貿易的逆差,直到他們開始販賣鴉片。本章節先敘述美國人運來中國出售的貨物中較有意義的花旗參、香料和染料、燕窩和海參、檀香木與毛皮的貿易情形,再談及美國由中國運回的貨物中,最重要的茶葉、絲綢和瓷器貿易,最後討論影響中國與西方近代命運至深的鴉片貿易。 第七章的結論中,首先對美國廣州貿易商人的各項特點進行分析。當時某些美國重要的商業家族在對華貿易中結成了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藉由親屬和婚姻的連結呈現錯綜複雜的關係。本章除敘述他們相當一致的出身和成長背景之外,並逐步釐清商人們相互的關係,製作出他們之間的關係圖表和美國重要來華商人名錄(附錄)。其次,本章總結美國對華

貿易對美國帶來的影響。早期對華貿易提供了一個快速積累資金的方法,使大筆資金在短期之內得以聚集,提供當時正在發展中的美國各州迫切的需要。美國國內在1812年英美戰爭結束後各種經濟活動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各種建設都需要大量的資金,這些擁有雄厚資本、能力和企圖心、尚稱年輕的「廣州貿易畢業生」剛好躬逢其盛,他們正是當時美國經濟革命中迫切需要的人才。他們投入紡織業、鐵路運河運輸業、銀行業、保險業、礦業開採或是土地投資,使美國的各項生產得到擴大,對當時美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貢獻。此外,本結論兼論約前時期這批走在政府前面的商人在廣州獲致了一定的成就之後,促成美國政府日後對中美貿易的重視,並描述廣州貿

易與美國西部疆域的開拓之間的關係。

只買好東西2吃穿用的幸福學:綠色採買達人朱慧芳帶你放心買安心吃

為了解決泉明蠶絲被購買的問題,作者朱慧芳 這樣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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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渣等)、分享白醋和黑醋的差異和口感、提醒好醋不必一定要天然釀造等等調味料秘辛。   分享自種黃豆做豆腐的有機小農、進口食用級有機黃豆的豆製品商家,也推薦致力於催生真食材的大廠牌豆漿,讓消費者有最多元的選擇。   如何揮別三聚氰安造成的毒奶和毒麵包陰影,採買堅持品質的牛奶、麵包、咖啡、茶。  建議穿著有機棉衣、純蠶絲,搭配天然洗潔劑、手工皂,至於怎麼買、怎麼用,書中有最貼心獨到的心得分享。 本書特色   【樂活採購】油、米、豆、醬、醋、奶、茶、點心、日用品,應有盡有!  【達人帶路】跟著最值得信賴的吃穿用採買專家朱慧芳輕鬆買,準沒錯!   1. 介紹台灣在地樂活採購要領,讓你買得放心、吃得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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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咖啡、天然甜食和飲品、衣用清潔日用品等等挑選、採買撇步,用最近的食物里程數、最少的生態足跡,在飲食上、在日用品上,過最綠色的有機生活。   3. 傳遞健康過生活的幸福學,友善環境,對每個人都有益  作者倡導大家一起來過吃好、穿好、用好的綠色生活,將可發揮強而有力的蝴蝶效應,一個個看不見的改變力量,匯聚成江河海,將在台灣每個角落醞釀發酵、持續擴大。 作者簡介 朱慧芳(Alice)   綠色採買人   曾任職於美商花旗銀行,創台灣最年輕女性分行經理的紀錄。在事業尖峰處毅然決定離開都市,協助夫婿黃仁棟創辦台灣第一家超越環保標準的有機超市。累積超過十年的食材與日用品挑選經驗,只為了幫消費者尋找好東西

,並且樣樣都是放心給家人吃、給家人用的嚴選綠色產品!   現專職寫作,並致力於推廣台灣優質天然農產日用品,並將國際化綠色行銷觀念轉植實踐於本土企業。著有《從泥土冒出的有機人生》、《只買好東西》(新自然主義出版)。 推薦者簡介 孫若男 (新光真情基金會董事長) 李偉文 (荒野保護協會理事長) 陳世雄 (台灣有機產業促進協會理事長) 黃仁棟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總經理)

唐代和糴問題研究

為了解決泉明蠶絲被購買的問題,作者湯雅蜜 這樣論述:

糴法為收購穀米之義,源於戰國魏李悝之平糴法,漢時常平倉設置,為政府增價收購糧食之制度,於年豐時增價收購,年饑則降價賣出,以控制物價,專用於備荒與救濟農民,政府軍國之用並未動用此筆糧食。糴法隨著歷代政府的需要,在北魏時代出現和糴法「與民和糴,積為邊備」,成為政府徵集軍食的一種方法。自唐代始和糴法不再限於濟民功用,可見和糴定義在唐代有所改變,至宋代和糴正式成為邊軍糧餉之來源。唐代為和糴施行之關鍵時代,因為唐代和糴政策之故,使得和糴發展為後世宋代軍國專用之策。而本文即在探討唐代和糴定義、發展概況,以及對於唐代社會的影響。 糴法因歷代需要而常常出現,與常平倉

制配合,逐漸成為平糴制度,至北魏又分流出和糴之策,唐代乃常常同時引用和糴與平糴,至宋代和糴乃成為專指儲備軍糧之法。換言之,和糴並非唐代所突然獨創,為上承北魏宣武帝景明元年(500)後,為對南方用兵需要,乃行財政改革並改良轉運,其中並以屯田、和糴、置倉等法互相配合,改良軍糧轉輸,其中「收內郡兵資,與民和糴,積為邊備」,即為和糴之實施辦法。 唐代和糴政策起於供應軍食,源於太宗貞觀(627∼649)、玄宗開元(713∼741)時代廣開軍鎮,而邊區營田地租不足以供軍,故增價收購與民和糴米粟。和糴雖然主要行於沿邊諸軍區,但並不代表其他地區沒有和糴,貞觀年間的太倉和糴磚文即可以證明,邊

區以外地區還是有施行。和糴在唐玄宗有很大的轉折,其區域由邊區擴大至關中並行,其規模數量變大,而且其功能也複雜化,成為供應軍食、官方糧祿等來源之一。和糴政策隨著唐代財政政策的轉折,從一個行於邊區,不屬租庸調法之下,正常財賦出納的體系,在玄宗朝逐漸成為中央政府所重視的糧食挹注方法。安史亂後,唐代中央政府財政困難,北方許多地方成為藩鎮,中央政府所直接管轄的戶口變少,賦稅收入自然減少,而軍費卻因為政治不安定而十分龐大。在這樣情況之下,長安政府的財政非常依靠運河將南方財物注入。和糴這種可以快速集糧之法,自然成為唐代政府常常施行的財政政策。常平倉平糴之法與和糴之法皆被政府挪用為挹注軍國之用或救濟人民之用,

其用法混淆,皆為政府糴糧之法。故此時期和糴的區域擴展之江淮之地,其功用也包含了軍用、官用及民用。此外,為因應兩稅法的青苗錢,政府又以粟麥絹帛等物折納應繳錢物,此法稱為折糴。整體而言,和糴的本質本就有強迫的性質,只是玄宗時代甚至以前因為國家富強,所以並不會成為人民負擔;但是安史亂後國計困難,又要人民繳納有限的財物,就會成為擾民的政策。 和糴身為唐代財政體系的一環,唐代財政由尚書省戶部主導,地方租稅之收入與支出,是在中央一大系統之下運用。在戶部調查與統整天下田土戶口,度支計畫分配後,中央度支根據地方應支出的數目,令其留於地方正倉,其餘則在中央指揮之下,指定何者運京師太倉,何者留

備邊軍。度支完成當年計畫之後,作成奏抄,通過尚書省、門下省上奏抄,經皇帝裁可知後,由金部發符,符下至各機關州府奉行,地方州府接到符後始准支用財物以進行和糴。由於和糴為救濟政府米粟不足的方法,增價收購糧食以資軍國所需,並非租庸調管道下租粟的收入,究其實乃國家特別的支出,故度支司視當年各地財務狀況,進而編列預算,再下達地方進行和糴。地方負責財務的官員,一般州縣由倉曹司倉參軍負責,軍隊則由支度使辦理,財政官員接符後,直接由當地和糴庫支付財物進行收購米粟;又每次和糴都必須記帳,地方倉曹司倉參軍或支度使每季總結審查,而年終則地方政府所有出納財物計帳,皆必須上呈中央尚書省之度支、金部、倉部及比部作勾檢。上

述程序倘若勾檢無誤,才算完成當年和糴帳。由和糴的財務流程可知,唐代財務行政程序相當完整,不論中央與地方,均有一套完整的調查、請領、支出、計帳,以及逐級勾檢錯誤的程序,亦即在此行政程序的規範下,力求掌握每筆財物的來源與流向。玄宗朝是唐代重要的轉折點,不只是因為安史之亂使國力走向下坡,而且代表了均田制的衰微,募兵制的興起,國家財務負擔沈重,原本租庸調制下固定的租粟布帛收入無法應付軍國需要。和糴這種可以快速補充糧食需要的方法,就變成政府重視的財政政策。再者,隨著中央力求集權財政權,玄宗朝以後的大臣往往兼任度支等使,度支使即為可以直接決定和糴與否的大臣。和糴在玄宗朝以後隨著財政的變化,而有所改變,如兩

稅法下的折糴之法;惟玄宗時代和糴流程的完備與合乎行政法律規範至於中晚唐和糴權責單位的變革,則主要表現在三司使的鼎立與度支使職權的擴張,和糴使的出現,巡院的替代州縣財政功能上,以及錄事參軍、司錄的權位提升,負有監察與理財之任,亦顯示唐後期中央為力求控制地方財稅,故在和糴政策上所做的調整與努力。,顯示唐代前期財政程序的完備。 和糴必須為農業盛產時代,人民有糧、政府有錢方能執行。和糴於唐代財政上之重要性,在於其乃租粟、屯田收入之外,政府重要納糧方式。在唐初為租庸調制下,和糴為政府另外自行徵購穀粟之政策,此為財政機構面對固定租粟收入不足情況時,所做靈活調度辦法。和糴雖與漕運、屯田息

息相關,反映在中央與地方財政關係上,是唐代政府如何透過官僚體系將糧食運往需要地方的過程。一方面,透過中央與地方漕運的關係,和糴與屯田有補充轉運不足之益。另一方面,和糴也側面反映中央與地方的關係,通過和糴實施概況,以及與漕運、屯田等其他財政政策關係考察,可以瞭解,唐代前期由於中央權力的集中,唐代初年中央權力集中,且所加所需經費不多,因此臨時性財政政策如和糴、屯田有其因地制宜的性格,並非為常態性政策。時至玄宗時代,中央權力集中,財政規範完備,但由於軍國之需與政府體系所需極大,故唐中央必須致力於改善漕運與各項財政政策,一時之間收到極佳效果,同時卻也開啟非正式的使職等官僚侵蝕正式財政體系的源頭。安史亂

後,因戰爭開支增加,唐政府迫使改變稅收中央與地方比例,重用各種使職以徵輸控制財物調達長安,進而德宗建中元年以後更分地方賦稅為上供、送使、留州之制度,以重新歸納劃分國家財政權,也反映中央試圖與藩鎮、地方爭奪財政權的關係。 和糴的實行必須具備地方民間有足夠的糧食、米的時價不可過高,以及官方出價必須高於米的時價等三個條件。唐代前期由於米價低廉穩定,官方和糴花費不會太大,且兼有軍糧籌集的方便,民間百姓雖從和糴中獲利不大,但從出土文書內容觀之,和糴可解民生「充衣」問題,顯示和糴的實行是於官有利、於民有便。玄宗朝大行和糴,至此和糴實施的目的、功能和地域皆已呈現普遍性與擴大性的特色。惟必

須指出的是,玄宗時代的米價持續低廉,應是玄宗朝大行和糴,擴大實施地域與功能的主要前提和條件。又學界常以敦煌文書天寶四載、六載豆盧軍和糴事,討論玄宗朝的和糴實施狀況。惟豆盧軍和糴的目的應仍屬軍食部分,故豆盧軍只是玄宗朝和糴事例之一個案,或可視為唐代玄宗以前邊區因軍食而進行和糴的一個參考案例,但不足以此例說明玄宗朝和糴的實況。 玄宗大規模進行和糴,除必須民間有存糧可糴外,尚必須控制和注重財政節流的工作。安史之亂、藩鎮林立皆造成唐中央軍費負擔增加,而八世紀後五十年間米價一直非常高昂,政府透過和糴進行快速集糧,但民間存糧多寡與政府收購風險,致使「府縣散配戶人,促立程限,嚴加徵催;苟

有稽遲,則被追捉,迫蹙鞭撻,甚於稅賦」,和糴已然成為惡政。九世紀初由於連年豐稔,米價又趨於低廉平穩,卻又面臨兩稅法實行後「錢重物輕」的壓力,和糴的效果不盡理想,但也積重難返。 最後,交糴對於官方與商人是互蒙其利的,商人由官方預付「時估」做本購買農民糧作,從中圖利,官方以「和糴估」扣去預付的「時估」,中間差額即為屬於官方的利潤,「美利蓋歸於主掌,善價不及於村閭,或虛招以奉於強家,或廣僦用盜於遊客」,報酬利潤盡歸官方、豪強和商人,受害的僅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