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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水鬼與日本的河童之比較研究ー以習性及祭祀為中心ー

為了解決米珠薪桂相似詞的問題，作者邱宜蓁 這樣論述：

「水」在世界上是非常重要的存在，水孕育了人類文明，提供了生物生存，但同時另一方面也隱藏著不可莫測的危險。人們對水的敬畏，發展出了相關信仰。傳説水裡有水鬼的存在，這使筆者不禁聯想到日本的河童。這兩種令人聯想在一起的傳説中的存在，如此相似卻又是不同的種類。筆者不禁好奇兩者之間是否有什麼關聯，或者是對於台灣及日本兩國的文化上有什麼意義或影響。因此本研究會藉由兩者的比較，分析兩者的異同。探討兩者在日、台的文化上是何種存在。雖然或多或少還是有人將兩者相提並論，但「水鬼と河童の比較研究　―行動と祭祀を中心に―」可以算是個新展開。希望能透過此研究在此領域盡一份心力。本稿將兩者分成習性與祭典兩部分。水鬼的習

性會引用他人的例子來討論，祭典的部分則以拜駁（拜溪墘）、水流公的祭祀與牽水車藏，三個例子為主。河童的部分有諸多研究，因此會透過引用文獻，將相關資料整理成表格的方式進行。除了一般人所認知的，兩者在行為上負面的相似處之外，本稿在第五章的部分，也整理出諸多兩者的異同。並且以前都沒想過，原來兩者的部分傳説其實可以運用在教育上。還有，河童如今已不再是那可怕的存在，水鬼卻依然是，對於此筆者分析出幾個理由。另外在整理資料時，筆者將臺灣的水鬼，依其樣態分為「幽靈型」與「妖怪型」，進而發現日本傳説中的部分河童，可與妖怪型水鬼相呼應。

「同船異夢」的跨境勞動：外籍勞工規範制度之台灣法律史考察

為了解決米珠薪桂相似詞的問題，作者林宜儒 這樣論述：

媒體披露外籍勞工的勞動條件惡劣，此處境與同樣跨境來台工作的白領外國人「同船異夢」。既有研究檢討台灣法令與國際規範的落差、批判現行制度包藏階級化種族主義、或探討個別外籍勞工忍耐或反抗壓迫的方式。本文則以法律史為研究方法，關注外籍勞工的法律動員，觀察法律與社會相互影響下法律制度的動態演變，藉由共構論觀點嘗試回答歧視與壓迫如何透過法律變遷而轉換其形式。首先，台灣在1980年代的「缺工」爭議中逐步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並在1992年制定就業服務法，形成規範所有外國工作者的法律框架。輿論將外籍勞工本質化為教育、文化、衛生水準落後的「他者」，立法者藉此論述合理化嚴格限制外籍勞工聘期、不得自由轉換雇主、定期接

受身心檢查等管控措施，又限制只能在遠洋漁船上雇用大陸勞工，均反映出台灣社會的種族偏見與國族想像。而國家開放聘僱外籍家務工替代本地女人處理家庭照顧事務，則鞏固了家務工作性別化。總之，外籍勞工開放政策為雇主的利益提供服務，並針對外籍勞工量身打造階級化、種族化、又性別化的法律框架。接著，面對關廠欠薪或不法侵害等困境，外籍勞工雖曾透過陳情而使工作轉換限制略為放寬，更常因為抗爭而被遣返，部分外籍勞工被迫成為施暴者，卻因而被貼上精神異常的污名標籤。政黨首次輪替後，2002年修正的就服法刪除造成強迫勞動的規範，卻也擴大白領外國人與外籍勞工間的差別待遇。同時，國家面對外國工作者抗議居留、歸化門檻及健檢規定帶有

種族歧視，獨獨寬待白領外國工作者；入出國及移民法、國籍法依舊拒讓外籍勞工根留台灣；健檢關卡仍針對外籍勞工而設。劉俠事件後，TIWA等倡議團體呼籲訂定家事服務法保障家務工的勞動權益，國家卻將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間的衝突歸咎於個別雇主不當剝削或勞工身心狀態不佳，且公共長照服務的缺無使被照顧者團體憂心權益受損而加以抵制，導致家服法立法倡議失敗。高捷泰勞抗暴事件後，倡議團體以「使人為奴隸罪」告發雇主與仲介進行司法動員，並展開關於預防人口販運的行政遊說與立法動員。前者遭遇仲介向外勞提起民事賠償訴訟予以反制；後者雖促成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新法賦予受害勞工的救濟途徑與程序保障仍不足以使其擺脫結構性壓迫。嗣後，承

諾建立長照體制的國民黨再次執政，外籍勞工團體遂又透過立委提出家事服務法草案。然而，勞委會以法規研議為藉口延宕立法進度，且官方提出的家事勞工保障法草案更與倡議團體的主要訴求背道而馳。此外，針對充斥各項爭議的長期照顧服務法草案，TIWA與部分被照顧者／雇主團體成立長督盟，推出訂有「個人看護落日條款」的版本，與行政院、長推盟提出的版本競逐。可惜立法院否決了落日條款，最終通過的長照法確立了外籍家務工與長照服務並存的「雙軌制」，未能解決台灣社會既依賴又剝削外籍家務工的問題。最後，本文觀察到宜蘭漁工職業工會等團體持續倡議將外籍漁工一律納入勞基法保障，政府從未回應，反倒有立委提案修改漁業法，准許為外籍漁工投

保商業保險取代強制納保的勞保，節省雇主的人力成本。2017年底訂定的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給予白領外國工作者諸多優惠，與外籍漁工的處境對照，法律制度的階級歧視昭然若揭。本文回顧1980年代以降之外籍勞工法規範變遷及法律動員，發現外籍勞工長期身處法律制度塑造的壓迫結構，且階級歧視與種族歧視經過重新「包裝」而更加穩固。希望透過這份論文批判性地反思「外籍勞工的勞動處境已經逐漸改善」的觀點，促使國家更積極推動修法與真正足以改變弱勢者困境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