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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心理學系 吳治勳所指導 楊皓涵的 以縱貫資料初探慢性疼痛患者疼痛強度、自我效能、寂寞感、及疼痛接受度之關係 (2021),提出queen size床架關鍵因素是什麼,來自於疼痛接受度、疼痛自我效能、疼痛強度、寂寞感、負向情緒。

而第二篇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教育學系 楊巧玲所指導 黃郁仁的 高度女性化職場中的男性樣板:以幼兒園為例 (2020),提出因為有 樣板理論、教保服務人員、男性幼兒教師、樣板效應的重點而找出了 queen size床架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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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縱貫資料初探慢性疼痛患者疼痛強度、自我效能、寂寞感、及疼痛接受度之關係

為了解決queen size床架的問題,作者楊皓涵 這樣論述:

研究背景:許多研究指出,疼痛接受度對慢性疼痛患者的身心適應狀態有正向影 響。從反抗疼痛到接納疼痛、與疼痛共處,患者在過程會歷經許多困難,藉由現 象觀察及文獻回顧,本研究歸納出疼痛強度、寂寞感及疼痛自我效能是可能影響 疼痛接受度的因素,並提出一路徑模式。透過臨床追蹤研究,本研究試圖釐清疼 痛強度、寂寞感及疼痛自我效能三者與疼痛接受度的關係。研究方法:以北部某教學醫學中心之慢性疼痛患者為研究對象,進行追蹤研究,起始點(T0)與追蹤(T1)間隔三個月。以疼痛評估量尺、慢性疼痛接受度量表 8題版(Chronic Pain Acceptance Questionnaire-8)、疼痛自我效能量表(Pa

in Self- Efficacy Questionnaire)、UCLA寂寞量表3題版(UCLA 3-item Loneliness Scale)、 慢性病負向情緒量表(Negative Emotions due to Chronic Illness Screening Test)作為測量工具,評估疼痛強度、疼痛接受度(包含「活動參與」與「甘願疼痛」兩 個概念)、疼痛自我效能、寂寞感及負向情緒。路徑分析部分,先以描述統計檢視各研究變項,並利用結構方程模型進行分析,檢視所提出模式是否適配,並探討T0疼痛強度、寂寞感、自我效能、疼痛接受度以及T1疼痛強度與負向情緒之關係。研究結果:共有176位參

與者完成起始點(T0)及三個月追蹤(T1)之評估,平均年齡為60.32歲(SD = 13.76),平均疼痛強度為6.00(SD = 2.63),平均持續 時間為96.52個月(SD = 109.65)。結果發現年齡與負向情緒各自和研究變項有顯著相關,故將年齡以共變項加入模式進行控制,負向情緒則分為高、低負向情緒兩組進行多組並行之路徑分析。路徑分析之參數估計結果顯示(1)全樣本之自我效能能夠正向預測活動參與(β = .42, p = .004),寂寞感能夠負向預測活動參 與(β = -.28, p = .004);自我效能能夠完全中介疼痛強度對活動參與之關係(Effect Size(ES)=-.

10,p=.010),部分中介寂寞感對活動參與之關係(ES=-.12,p=.004); 活動參與能夠負向預測疼痛強度(β = -.16, p = .027)及負向情緒(β = -.36, p = .004)。(2)高負向情緒組之寂寞感能夠負向預測活動參與(β = -.24, p = .033), 自我效能能夠正向預測活動參與(β = .36, p = .004),並部分中介寂寞感對活動參與之關係(ES = -.12, p = .011)。活動參與能夠負向預測疼痛強度(β = -.22, p = .047)及負向情緒(β = -.33, p = .010)。(3)低負向情緒組之自我效能能夠正向預

測活動參與(β= .52, p = .004),並完全中介疼痛強度對活動參與之關係(ES = -.23, p = .004);活動參與能夠負向預測負向情緒(β = -.48, p = .004)。此外,甘願疼痛無法被任何因素預測,亦無法預測疼痛強度與負向情緒。討論與結論:本研究發現自我效能對於疼痛接受度有正向預測效果,疼痛接受度能夠正向預測疼痛強度與負向情緒。此結果在臨床上有重要的意義,因自我效能在過去研究中被證實能夠透過相關臨床心理介入提升,因此若能夠藉由自我效能之介入提升自我效能,或許能夠改善患者疼痛接受度並緩解疼痛強度與負向情緒狀態。此外,區辨慢性疼痛患者負向情緒狀態亦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高負向情緒的患者,自我效能顯著受到寂寞感之負向影響;低負向情緒之患者,自我效能則顯著受到疼痛強度之負向影響。在進行照顧時,若能夠先評估患者之負向情緒狀態,可以更有效率地提供適合的介入。未來研究若能夠拓展收案場域至社區,進一步探索患者之不同特徵對本模型的影響,並納入生活品質等較整體性適應評估,或許能夠使疼痛接受之概念與模型更加完整,優化疼痛整體性照護。

高度女性化職場中的男性樣板:以幼兒園為例

為了解決queen size床架的問題,作者黃郁仁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男性樣板在幼兒園中職場處境,欲了解:一、幼兒園職場中男性樣板之工作表現與其性別如何有關?樣板如何發揮作用?二、幼兒園的男性樣板如何看待自己與多數女性的互動?三、幼兒園中的男性樣板面臨哪些困境?這些困境與性別刻板印象有何關聯?以Kanter的樣板理論為架構,質性研究為方法,訪談12位於幼兒園工作的男性教保服務人員。研究發現:一、在象徵效果及高能見度的前提下,公幼幼兒園男性教師雖然得以拓邊其工作風格,展現男性工作形象,但其專業能力仍被性別抹殺,以至於無法將專業引入職場。二、園所的多數女性採取「直接禁止」與「暗中調節」方式鞏固園所既有的文化與秩序,而樣板則採取「釐清界線」、「尋求

外界支持」、「陰奉陽違vs.正面迎擊」與「見風轉舵」策略因應,但不同職級與學校文化仍有差別。三、幼兒園的男性樣板面臨角色囊化的情境,刻板印象無不形塑男性樣板父親、體能老師與雜工三種形象,不過,囊化非但沒有限制樣板的能力,反而幫助男性樣板在模糊的工作情境中找尋合適的角色。除此之外,樣板的認同也並非單一,能在這些角色游移、轉化與建構,建立認同,取得男性任教幼兒園的合法性。幼兒園的少數男性是否依然擁有性別優勢?本文以為,男性樣板或許能夠憑藉「男性氣質」優勢進入幼兒園,但此現象不但限制了職場多元陽剛氣質的發展,更讓傳統的性別分工延伸到職場,無助於男性投入保育工作,更讓教保工作相形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