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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金石：美國礦物學在晚清的傳播與再生

為了解決zoologist香港的問題，作者阮思瑀 這樣論述：

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1871年（同治十年）出版的《金石識別》是研究者不時提及的里程碑。目前研究認為此書是中國第一部介紹西方礦物學的著作，且受到梁啟超（1873-1929）、魯迅（1881-1936）等知識分子的重視。然本論文挑戰前述觀點隱含的國族主義與擴散史觀，呼應晚近科學史之全球轉向，將知識的旅行與傳播視為再生的過程，而非僅僅是物的搬運，並吸收書籍史的視野，強調傳播媒介之物質性對知識旅行造成的影響。本論文先回到《金石識別》的翻譯底本，即十九世紀美國礦物學家丹納（James Dwight Dana，1813-1895）的《礦物學手冊》（Manual of Mineralogy，1848），爬

梳其在美國的知識脈絡，再說明《礦物學手冊》後來在江南製造局如何由美國醫療傳教士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5-1893）口譯，中國算學家華蘅芳（1833-1902）筆述，出版為《金石識別》。緊接著，本論文詳細對照原文與譯文的差別，論證瑪高溫與華蘅芳的作品，不只是翻譯，更是一部改編本。他們大量刪節《礦物學手冊》中關於美國地層的內容，加入分析化學的原理與方法。經此改寫，原本撰寫目的是讓美國讀者走向野外觀察的《礦物學手冊》，轉變為指引中國讀者在室內操作實驗的《金石識別》。就當時對西學感興趣的讀者而言，此改寫至關重要。「金石」再也不只是本草的一個藥品類別，也是可經實驗方

法分析、識別的「礦物」。由於對礦物知識的需求與日俱增，民間書局遂推出了《金石識別》的石印本。石印本相較於最早的木刻本體積更小，重量更輕，且價格更便宜，易於讀者攜帶與流通。不料，此物質性的改變反倒限縮了《金石識別》的影響力。原本《礦物學手冊》的另一大重點是結晶學，因此結晶插圖的精細度就成為此書傳播的必要條件。木刻本印刷精美，可滿足此條件，但石印本印刷粗略，使得讀者對《金石識別》的內容產生困惑。除此之外，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也越來越重視中國礦產、地層的相關知識，被改寫為實驗手冊的《金石識別》，不免被視為不合時宜的作品。即便如此，瑪高溫與華蘅芳編譯《金石識別》時新創的譯詞，以及此書引介的分析化學概

念，卻持續發揮影響力，甚至在今日的中文礦物學研究中，仍可見其遺緒。

基督徒的父職參與經驗

為了解決zoologist香港的問題，作者楊家寧 這樣論述：

本研究旨在探討基督徒的父職參與經驗。本研究採立意取樣，選取一位基督教牧師為研究對象，採用半結構式深度訪談方式蒐集資料，以主題分析法方式作為分析方法。經過主題分析的詮釋循換過程後，以四個主題呈現基督徒的父職參與經驗：（一）父職身相伴，溝通愛相隨；（二）以愛教養之，成為子亮光；（三）信仰為核心，共築愛之家；（四）生命被更新，人生更完整。最後根據研究發現，提供建議給父親、政府政策、教會單位與未來研究作為參考。